叶挺为何离开新四军?

    俗话说,一山难容两虎。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。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;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。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;项英是副军长。按惯例,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。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,中共有一条原则是“党指挥枪”。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,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,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,项英应该领导暂时“在党的组织外”的叶挺。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,加之他们的性格、爱好、经历的不同,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,直至叶挺两次出走,四次辞呈,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。

    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,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。叶挺性格刚毅,受不起委屈;项英刚愎自用,独断专行,相容性较差。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:

    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。叶挺认为,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。挺进敌后,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,千方百计招兵买马,迅速壮大自己,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,应该尽快执行。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,怕新四军深入敌后,无山地依托,难以生存发展,同时他怕“东进北上”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,发展抗日力量,得罪了国民党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,他对国民党、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,一再迁就退让。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,自筹武器、经费,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,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,是“人、枪、款主义”。一个习惯打游击战,打不了就走;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,又要注重运动战。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,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。

    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。叶挺不是党员,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,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,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,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;项英是书记,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,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,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。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、袁国平、周子昆手里。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,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,处在“客卿”或统战对象的地位。特别严重的是,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,宣传党中央、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,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。

    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。叶挺出过国留过洋,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。现在是新四军军长,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,着装仪表,十分注重军容风纪。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,穿着整洁,打扮仪表堂堂,手拿文明棍,头戴礼帽,出门以马代步,表现得气度不凡;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,穿着朴素随便,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。他经常和别人说,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。叶挺兴趣广泛,爱好摄影,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,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。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。

    生活习惯本是小事,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,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,那也看不顺眼。最终导致格格不入。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,没有耐心等待,一气之下不辞而别,离开了党,离开了革命队伍,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。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:脱党、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。叶挺的这一瑕疵,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,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。项英一看到叶挺,就用有色眼镜看他,“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?”“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?”这些想法,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,项英也知道毛泽东、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,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,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。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,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。

    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。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。项英搞“精兵主义”,“以质代量”。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,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。项英认为: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,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,主张守株待兔,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。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,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。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。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,无能为力。他知道,他越是和项英争论,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。

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,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,共举抗日大业。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,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,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。毛泽东特别指出,与叶挺搞好合作,对于领导好新四军,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,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。新四军开始成立时,他只当了个副军长,本来心里就憋着气。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,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,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,指挥权应在我手里,应该由我说了算。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,项英有逆反心理。开始,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,走走形式,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。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,也不及时向他传达,也不和他商量,往往自命不凡,自作主张。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,不但没有认真考虑,吸收其精华,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,令叶挺处境尴尬,心里十分难受,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。

叶挺以大局为重,宽宏大量,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。有时,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,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。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。例如,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,依大茅山脉,向芜湖、宣城一带行动。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,主张可以及早执行。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。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,前怕狼后怕虎,迟迟下不了决心,最后又主张不执行。对此,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,告叶挺的状:“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,蒋压迫叶不能反抗,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。四军因党不出面,以间接方式解决,使问题越弄越棘手,我又不能出面谈判。”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,十分明显。党中央、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,及时提出了批评,要他“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”,不要把叶挺当作“党外人士”、“统战对象”。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,“全面接受党的领导”,并为便于工作,暂留在党外。这是个权宜之计,形式问题。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,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。

    在平时的生活中,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。他仪表堂堂,穿着整洁,到部队检查工作时,喜欢以马代步,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。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。他的交际活动较多,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,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、参谋以及亲朋好友。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,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。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,举凡行军战斗,外出巡访,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,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,或送报刊发表,或存军史资料,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,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。

    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,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,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,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,这应该说是好事。但在项英的眼中,好像什么都看不惯。请客交往是“拉帮结派”;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;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;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“情调”,穿戴整洁是不讲“艰苦奋斗”的作风。总之,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,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,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,不与之“同流合污”。

    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,受到如此的冷遇,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。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。但为了顾全大局,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,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,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。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,他全力以赴,呕心沥血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,以为软豆腐好吃,于是变本加厉,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,弄得叶挺无法参加。作为一个军长,无法履行军长职责,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,自己不能决断拍板,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。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,叶挺实在无法工作。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,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,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陈毅在《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》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:“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,不信任,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,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,强不知以为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来源:人民网-中国共产党新闻网]

 

2009年11月0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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