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靖孙髯翁与昆明大观楼长联

云南昆明的大观楼长联,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,被誉为“海内第一长联”,作者孙髯翁也因此誉满海内,“为世所称”。

但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,云南同时有两个孙髯翁,一个是昆明的孙髯翁,一个是曲靖的孙髯翁,长期以来,不少人认为二髯翁即是一人。

昆明的孙髯翁,生卒年分别为1711年、1775年,名髯,号颐庵,晚年自号蛟台老人,原籍陕西三原。本人著作,据嘉庆十三年(1808)编纂的《滇系》载:有“滇诗数册”、“翁曾修云南县志、纪、表”及受人称道的《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》。曲靖的孙髯翁,生卒年分别为1666年、1749年,名,字蕴石,号耕坞,晚年自号鹤髯老人,亦称髯翁,原籍江苏新安。本人著作有《鹤髯老人草册》、《梅花百咏》、《红叶楼记》、《澹一斋印谱》等。

从二髯翁的出生年代、生平经历、著作、思想脉络等等来看,使我对长联的作者问题不禁产生了许多质疑。为了澄清历史的误会,弄清长联的作者到底是哪一位孙髯翁,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,现就大观楼长联的作者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:

一、关于长联问世的时间问题

康熙二十年(1681),清王朝粉碎了吴三桂叛乱集团之后,云南社会出现了一定的安定、繁荣境况,康熙二十九年(1690)始筹建大观楼。六年后,大观楼已初具规模,一些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即来这里登临赋诗,写下不少诸如“为爱湖光观不尽,故迟明月醉芳舟”等粉饰太平盛世的俗句。

这时,有人针锋相对地一扫俗唱,写出了这副影射比喻、含蓄隽永、具有深广社会内容的大观楼长联来。那么在康熙三十五年(1696)以后的康熙年间,这副长联到底是哪位孙髯翁所作?

根据不少资料及有关书籍,称“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”或“清初撰大观楼长联”或“长联为清康熙年间贫寒诗人孙髯所作”等等。

如果说大观楼长联是清康熙年间问世的,那么生于康熙五十年(1711)的昆明的孙髯翁,怎么会是长联的作者呢?从长联”一扫俗唱”问世的时间来看,昆明的孙髯翁也许还没有出生,也许还只是一个孩童。

而曲靖的孙髯翁,则是一个“历览名山大川,性爱山水,不与俗伍,每出一句,拟予典坟”的人。又恰恰在这期间“康熙癸酉年(三十二年)随郑国谌由滇人蜀,丙子年(三十五年)辞归”,后闻大观楼建成,即由曲靖到昆明游览。是时曲靖的孙髯翁已是年约四十左右,由他来一扫俗唱,写出这首“不与俗伍”的长联来,我认为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。

至于有人说长联是清乾隆初年问世的,这可以说是没有历史依据的,也是不合情理的,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谈而已。话又说回来,即便是乾隆元年问世的,而这时昆明的孙髯翁不过30多岁的人,又怎么能称“髯翁”呢?据说,因为他一出世“嘴角就长着小胡子”,故名“髯”。不过“髯”与“翁”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,因为有“髯”者,不一定皆是“翁”。何况我国自古就有“50称叟,60称翁,70耋年,80耄寿”的称谓,恐怕对谁也不能例外。

二、《滇系》为何没记长联的问题

《滇系》是一部补《云南通志》的云南志书,由清人师范纂写,于嘉庆十三年(1808年)刊印出版。

师范与昆明孙髯翁是同时代的人,交往甚厚。特别是孙髯晚年移居咒蛟台后,师范曾经常去看望他,“相互询,乃以诗请”。然而师范在这部志书中,虽为孙髯写了小传,记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,而有关长联的问题却一字没有提到。不过,诸如孙髯“中岁客大理”时,见太守王公懒不治事,曾作“龙王不下栽秧雨,躲到苍山晌日头”的竹枝词以讽之,这些均收于《滇系》之中。相比之下,长联却没有收入,这显然不是师范的遗漏或失误。方国瑜先生在《云南史料目录概励中说:“师范与孙髯有交情,所说事迹可据信。”师范为什么没有把这“海内第一长联”记在孙髯头上,这就恰恰说明长联的作者不是这位昆明的孙髯翁。

三、阮元篡改“古人对”的问题

阮元,字芸台,道光六年至十一年(18261831)任云贵总督,这个清王朝的忠实僚臣,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,把长联中讽刺封建帝王的字句进行了篡改。

阮元的拙劣篡改,遭到了广大群众的纷纷指斥。当时,有人讽刺阮元是:“软()烟袋(芸台)不通,萝卜、韭菜葱。擅改古人对,笑煞孙髯翁。”

这首讽刺诗的出现,距孙髯卒年的乾隆四十年(1775),约莫50年左右。而50年左右的时间,不论从通常的习惯上讲,或是从历史的计算方法上讲,都不可能把50年前的人夸大为“古人”。更何况生于乾隆二十九年(1764)的阮元,与孙髯还是同时代的人。正如我们今天不会把解放初期(1950年左右)的人,就称之为“古人”吧!

如果说是“古人”的话,这位古人无疑应当是生于康熙五年的曲靖孙髯翁。因为从时间上来讲,距阮元篡改长联毕竟是130年左右了,这还比较合乎逻辑。

四、长联是“昆明孙髯翁先生旧句”吗

大观楼长联自清康熙年间问世以来,曾经程月川(浙江巡抚)、阮元(云贵总督)等人的多次篡改;道光年间对大观楼又进行过全面整修;咸丰年间大观楼与长联均毁于战火;同治年间又重修过大观楼。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,大观楼长联的原貌早已无存了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),云贵总督岑毓英重立长联时,也许对云南同时有两位孙髯翁并不了解,也更谈不上去认真考证了。加之昆明的孙髯翁因代云南督抚写《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》而“名垂一时”,以及师范在《滇系》中的推崇,使孙髯在社会地位上和人们的思想上都有了一定的影响。惜乎世人品评书翰,又往往犯了一个“以名取人”的弊端,所以就在当时的“岑联”上写上”昆明孙髯翁先生旧句”。1931年,由云南省通志馆馆长周钟岳等编纂的《新纂云南通志》,自然就以“岑联”为据,以致使大观楼长联的作者问题一下子变得“史有定论”了,似乎这种张冠李戴也就“天衣无缝”了。

不过,仔细想来,这“岑联”的落款即可说是一种“伏笔”,也可说是留下的一个破绽。因为这“旧句”二字,不就恰恰道出了它不是“旧款”而是“新款”了。那么,“旧款”又是怎样的呢?虽然也还是不得而知的,但也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五、长联的思想脉络问题

大观楼长联之所以为世所称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长联”,这不仅仅是它在艺术上的独特成就及其历史意义,而是通过写景抒情,以叙事议论的手法,来表达作者对封建社会腐朽没落制度的诅咒。尤其是在那文禁森严的时代,作者把清王朝视若“苍烟落照”里的“断碣残碑”,把清王朝统治阶级的“丰功伟烈”看作是“卷不及”的“暮雨朝云”,很快就会消失的。这种以含蓄隽永、意味深长的笔墨来表达作者那种大无畏的叛逆精神,这才是为世所称的更大特点。

但是,据不少史料所载,昆明的孙髯翁出身于清王朝的官吏家庭,在康熙年间“其父以武职宦滇”,“孙髯早年政治地位优越,家庭经济也较富裕”,过着“虽不逮汉魏之高古,亦几入香山崆峒之室”的生活。

乾隆十二年(1747),孙髯曾代云南督抚写《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》,文中的“天恩浩荡,帝泽汪洋”,“皇帝陛下,仁政仁声”等感恩戴德之语通篇可见,更有甚者,他为了吹捧清王朝的统治,把百姓的苦难生活描绘成“春风过处,村村闻赛鼓之声;秋露溥时,处处见烹葵之乐。”像这样一个生活在“康乾盛世”的官宦之家、直接享受着清王朝恩典的人,不可能产生影射清王朝的思想基础。再从孙髯的经历及其著作的字里行间,也很难觅到这种叛逆思想的脉络。虽然说昆明孙髯晚年,生活贫困,过着“几天揭不开锅”的生活,使他才“饱尝到人世的冷暖辛酸,了解到一般群众的生活滋味,加深了对封建王朝的实质的认识。”

但是,昆明孙髯生于康熙五十年(1711),卒于乾隆四十年(1775),享年64岁,这是完全有史可据的。所以他的“晚年”,如果按习惯的“满花甲”计算,应该是在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左右,他才‘饱尝到人世的冷暖辛酸,加深了对封建王朝的实质的认识”。然而大观楼长联是早在康熙年间就问世了的,即便有人说是“清乾隆初年”,但也没有任何人说长联是乾隆三十年(1765)以后问世的,这是怎么也“牵强”不了、“附会”不上的。

再看曲靖的孙髯翁,据《南宁县志》载:“……冠彼一都者,尤推孙氏。明末,天下动乱,新安家产毁没无遗,先生父辈乃弃家远遁投足南滇,后定居曲靖。”由此可知,曲靖孙髯翁的祖、父辈,在明王朝时期是新安的官绅大户。孙虽然生于康熙五年(1666),这时离明亡不远,民族压迫、社会矛盾还较为尖锐。康熙二十年(1681),吴三桂叛乱集团被粉碎后,为了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,清王朝以铁血手段在全国镇压反清势力,当时就把明朝的旧臣遗老、官绅大户都卷了进去,孙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含恨而死的。孙的父亲死时“先生尚在弱龄,痛瞻依之失所,顾只影以何归”,其处境之艰辛与思想上的悲恨是可想而知的。

另外,从乾隆六年(1741)曲靖太守江宏道与孙的一次对话中,也充分反映出孙的这种叛逆精神。对话是从孙的《红叶楼记》中的“独爱红叶,不爱绿缛”谈起。

江宏道问:“楼前杂植花木,当春盛发,则繁芳绿缛盈于庭阶,固足以赏奇矣。及秋,而霜露既降,万卉凋落,红叶宜乎?

对曰:“前之当春而盛发者,亦随之而凋落矣,乃视之,而觉有更艳于前者,是岂造物者之所私乎,而不然也。”

江宏道深有所悟地说:“先生之爱红叶,而红叶似有知也。

红叶有知,则其欲歌欲泣之情,缠绵团结之意,离合悲欢之患,必有与人无异致者,而非人之所能识也。”

笑曰:“天下之物,凡可以怡情而适志者,类不在大,亦不在远也。苟能得其性之所近,虽一物之微,亦有足观。况有尽者境,无尽者心,若以无尽之心,而逐有尽之境,则情为物役,虽处天堂,犹不快意也。”

江宏道感动地说:“先生之一言一动,予爱之重之,愿红叶实为吾两人之媒也。”

在孙看来,江宏道算得是一位“得其性之所近”的太守了。因他诚恳地表示了愿以红叶作为他们之间的信物,所以也就把自己为什么独爱红叶的隐思作了深刻地描述:“区区事事,蜉蝣展转。桃花依旧,人面不同。吾安知红叶之不转为绿树乎,绿树之不化为丘墟乎;吾又安知丘墟之不变为荒烟野草乎;是当前者且不可必而况其傥来者乎!”。

从这段对话中,可以看出其人生无常的思想,也披露了孙的叛逆精神和他与清王朝有着家破、父亡的仇清思想。这些与大观楼长联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,从其功底深厚,含蓄隽永,影射比喻,艺术表现上看更有着异曲同王之妙。

由上可知,大观楼长联当为曲靖孙髯翁之作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〔作者:赵宏逵    来源:曲靖区划地名网〕

2010年03月0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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